作者 田晓波

摘要：1935年5月至11月，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迁驻湖南龙山茨岩塘，茨岩塘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鼎盛阶段政治、军事指挥核心。茨岩塘地处武陵山脉湘鄂渝边界，是土民、苗民、客家（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域。在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六军团立足地域实际，践行党的早期民族政策，破除民族隔阂，构建各族军民休戚与共的革命共同体。本文以真实史料、革命案例为依托，将苏区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民族团结实践相结合，挖掘“民族团结一家亲”红色源头，系统阐释茨岩塘革命实践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启示。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角，回望革命老区发展变迁，龙山县作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运用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化特色产业帮扶，推动各族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引     言

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江以南多数苏区相继失守，南方苏维埃运动陷入低潮。1934年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挺进湘西北，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省级领导机关由永顺塔卧迁至龙山茨岩塘，在此驻扎233天。民国时期龙山本地形成独特的族群称呼体系。土家族民间俗称土家、土人，本民族自称为“毕兹卡”；苗族普遍被称作苗人、苗民，自称为“仡雄”；外来迁居的汉族被当地人称作“客家（客人）”。民国官方并未承认土家族为独立族群，常常将土家族与苗族混同，统一称作苗民，民间却清晰区分土家、苗、客家三大群体。新中国启动民族识别工作，1950—1952年正式确认苗族为单一少数民族；1957年1月3日，中央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客家”只是区域性俗称，并非独立民族，在民族划分中归属于汉族。长期以来，各族群众遭受军阀、地主与土司压迫，加之历代统治者刻意制造族群矛盾，土民、苗民、客家（汉族）之间存在深重隔阂。

与客家（汉族）集中区域的苏区不同，茨岩塘的根据地建设必须直面多民族共存的特殊情状。红二、六军团没有机械照搬其他苏区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推行民族平等举措，动员各族群众参与土地革命、参军支前、投身反“围剿”斗争，谱写武陵山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红色篇章。当前相关研究多聚焦茨岩塘军事战略地位，对其中蕴含的民族团结实践挖掘不足。本文依托史实案例，融合军事斗争与民族工作视角，探析茨岩塘革命斗争独特历史内涵，贯通历史传承与当代民族地区发展实践。

一、茨岩塘开展民族团结革命实践的客观背景

从地理人文来看，茨岩塘地处武陵山区省际交界，土民、苗民世代定居，客家（汉族）群众在此耕垦经商，形成多民族杂居格局。统治阶层长期分化各族底层民众，导致各族群众难以形成联合反抗力量。从斗争现实来看，茨岩塘作为苏区后期核心，红军兵力有限，面对国民党三十万大军轮番“围剿”，仅依靠红军自身难以长期固守，必须团结各族劳苦大众构筑群众防线。从革命理论发展来看，土地革命时期党逐步认识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红二、六军团进驻龙山后，主动把民族工作纳入苏区整体布局，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民族山区落地创造条件。多重因素交织，使得民族团结成为茨岩塘苏区存续发展的重要根基。

二、史实视域下茨岩塘苏区民族团结的具体实践

红军进驻茨岩塘后公开宣告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土民、苗民风俗习惯与传统禁忌，严明军纪，杜绝民族歧视。针对地主劣绅挑拨族群矛盾的阴谋，各级苏维埃主动调解山林、土地纠纷，引导各族群众认清共同的压迫者。各族群众亲眼见证红军一视同仁对待穷苦百姓，逐步消解心理隔阂，树立“各族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共识。

同时，湘鄂川黔省委建立省、县、区、乡四级苏维埃政权，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土地分配不分民族，少数民族贫苦群众平等分得生产资料。切身的利益收获，让各族群众真切认同苏维埃政权，周边土民、苗民村寨主动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凝聚起共求解放的合力。

根据地积极选拔土民、苗民进步青年担任区乡苏维埃干部，保障少数民族治理权利；持续开展扩红运动，大批少数民族青年踊跃参军。茨岩塘周边土民猎户利用山地优势充当向导、侦查敌情，苗民群众组建运输队转运伤员弹药。红十八师留守开展后卫作战期间，大量少数民族群众冒着风险掩护红军、供给物资，见证各族军民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以茨岩塘为指挥中枢，红二、六军团取得忠堡大捷、板栗园大捷等重要胜利。少数民族群众提供的情报、后勤支撑是作战取胜重要保障。依靠各族人民的鼎力支持，红军长期牵制国民党重兵，有效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完成重大战略任务。

三、龙山茨岩塘革命实践的多重历史价值

战略价值层面，茨岩塘依靠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在革命低潮期守住南方红色战略支点。实践证明，在偏远多民族边界山区，依靠民族团结能够建立稳固苏区，持续保存革命力量。道路探索层面，茨岩塘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样本，印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适用于多民族杂居山区，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实践维度，为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一手经验。

民族工作史层面，茨岩塘斗争是湘西武陵山区较早大规模推进民族团结的革命实践，消融长期民族矛盾，构筑手足相亲的民族关系，成为武陵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重要红色源头。长征史层面，各族群众持续支援孤军奋战的红十八师。1935年12月8日，红十八师从茨岩塘突围开启长征，作为最后一支长征出发的红军部队，少数民族群众的无私支援是部队顺利完成掩护任务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茨岩塘民族团结探索的深远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实践

其一，形成党在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开展革命的实践范式。在缺少成熟民族工作经验的条件下，红二、六军团探索出依靠民族平等凝聚群众的工作路径，为抗战、解放战争西南民族地区群众工作提供重要借鉴。

其二，深刻证明民族团结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茨岩塘斗争环境极端险恶，红军能够以弱御强，根本在于团结土民、苗民、客家（汉族）各族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军民共同体。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作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的龙山县传承茨岩塘红色民族团结基因，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当地高效用好少数民族发展项目专项资金，精准补齐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短板，持续完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破解山区发展瓶颈；持续深化产业帮扶，大力培育中药材、特色种养、红色文旅等优势产业，拓宽各族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推动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发展成果，让革命年代“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各族群众共同迈向富裕的现实图景。

其三，丰富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孕育形成军民同心、加强民族融合、顾全大局、百折不挠的老区精神，是武陵山区独有的红色精神资源，持续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供丰厚精神滋养。

龙山茨岩塘作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核心首府，既是土地革命后期重要军事指挥中心，更是武陵山区各民族携手解放的红色沃土。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六军团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土民、苗民、客家（汉族）各族群众投身革命，大量鲜活史实生动诠释“民族团结一家亲”。

茨岩塘革命实践拥有双重历史贡献：在全国革命格局中，充当南方战略支点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有助于红二方面军发展壮大，见证红十八师悲壮的后卫长征；在民族发展进程中，探索适配多民族山区的群众动员模式，拓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践范围，积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资源。历史充分昭示，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新时代龙山县持续传承茨岩塘红色血脉，依托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完善基础设施、深耕产业帮扶，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挖掘茨岩塘各族军民同心奋斗的红色历史，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能够持续汲取精神力量，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史料参考

民国时期湘鄂川黔边区龙山县各族称谓具有民间认知与官方记载不一致的特点。土家族民间被称为土家、土人，族群自称为“毕兹卡”。民国《咸丰县志》载：“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此地。”民族学家潘光旦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田野调查中记载，龙山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外来汉族为帕卡（客家），称苗族为白卡。民国政府未将土家族视作独立民族，官方文书常将土家、苗族笼统统称为苗民。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正式批复，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

民国地方志与官府文书普遍称苗族为苗人、苗民，湘西苗族自称为“仡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1950—1952年深入武陵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正式确认苗族为单一少数民族；1952年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成为标志性事件。

当地俗称的“客家（客人）”，专指外地迁入的汉族民众，出自民国《咸丰县志》“民人附居落籍者为客家”。该称谓属于区域性民间俗称，与华南客家民系概念无关，并非独立族群。汉族作为主体民族，不存在专门的民族识别认定时间，民国“五族共和”框架已明确汉族族属，民间所称“客家”在民族识别中统一归属汉族。

参考文献

[1]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M]//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

[2] 民国《咸丰县志》《龙山县志》《永顺县志》

[3] 中共龙山县委党史办.茨岩塘红色革命史料汇编[内部资料].

[4]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土家族概况、苗族概况。

作者：田晓波

责编：朱柯源

一审：刘寒蓉

二审：周娇

三审：张军

来源：龙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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